司马迁生平

写一篇关于司马迁 品文品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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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过程：
提供几篇写司马迁的文章，供你参考。
1品读司马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读此书，我内心深受震撼，被司马迁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对于这位贡献出《史记》这部不朽著作的天才思想家，我不能完全参透他的思想，我所理解的只是九牛一毛，对司马迁的人格魅力的品悟也仅代表本人想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史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每一代中国人都要根据他的实际需要，根据他所掌握的知识，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对传统做出新的解释与理解，从而有所创新，而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思想家，体现着一定历史时期人对自己所创造的历史所既有的认识，毫无疑问，司马迁就是汉代的那位天才思想家，翦伯赞先生早在1951年久发现：“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够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司马迁那不朽的人格魅力，不仅由于他既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在《史记》理我看到了司马迁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侯外庐先生指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固然有史学价值，但他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多针对现实的黑暗而批判，并对社会制度提出他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他的史学的战斗精神。”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武帝专制集权的全盛时期，然而他在《史记》中，他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歌颂农民起义，将陈涉列入世家中，并将陈涉起义的原因归于“秦失其政”这种观点在当时难能可贵，在《酷吏传》中队王温舒的评价是：“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这明显对汉武帝的做法提出质疑，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放射出他的人格魅力。他为商人撰《货殖列传》，这与统治者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方针是针锋相对的，这种敢于冲破传统的精神也彰显他的人格魅力。
在那个凄苦风雨的封建时代，所有的天才思想家都带着深重的忧伤与痛苦走过他们的人生道路，“古来才命两相妨”每一个天才思想家的心底，都响着一曲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悲歌，正因为那个时代，总是冷落伟大的天才，天才的光芒，全是靠他们自己生命的热力来燃烧。李陵反叛，兵败投降，司马迁直言不讳，李陵打了胜仗，朝臣们“奉觞上寿”李陵打了败降的消息传来，同样的一批人一个个“媒蘖其短”这不是一点正义良心、公道都不讲了吗？司马迁不愿迎合上意来换取荣华富贵，他代表真理说话，用自己的生命与封建专制强权抗争，他惹怒了皇帝，司马迁被施宫刑。司马迁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过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这可见这对司马迁精神打击有多大，而他就极刑而无愠色，他不贪生怕死，而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司马迁千思万虑，他还未实现他的著作理想，他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他用他的理想、学识对封建专制进行有力的鞭挞与批判，他终于成就了历史著作《史记》，肉体上的摧残促就了他的思想的升华。封建君主可以摧残天才思想家的肉体，却无法征服天才思想家高傲的心，他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那座令后人景仰的丰碑。
读《史记》更是品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倾注于《史记》中，我读《史记》品出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一位天才思想家的魅力：执着追求、挑战权威、冲破传统、忍辱负重、坚持不懈.................
2、司马迁有了一个新罪名叫“诬罔罪”：无中生有地欺君罔上。判死刑，等着砍脑袋。那日子不好过，钢铁男儿以泪洗面。书没写完，有女儿缺男丁，这香火如何传下去？两桩心事未了，死不暝目。然而绝处逢生，武帝不知为什么事情又高兴了，大赦天下。死刑犯个个狂喜，包括我们的司马迁。可是，宣旨的人紧接着宣布附加条件：花钱才能买得完躯出狱，数目是五十万钱。凑不足这个数的，割“势”保性命。这就是所谓宫刑，也叫腐刑，女人闭阴，男人割势。古汉语中，人和动物的睾丸叫势。
　　五十万钱对司马迁等于天文数字。家人为他奔走，到处敲门借钱，碰钉子看冷脸。他本来朋友就少，有些亲朋还躲开了。这倒不全怪人情如纸，亲朋怕株连，李陵遭灭族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司马迁因李陵下狱，万一武帝翻脸，他们为司马迁凑钱要受追究的。
　　司马迁受宫刑，七尺男儿失掉睾丸。为《史记》，他选择了活下去。他把人生分为十个等级，第一有不辱祖先的光荣，第十接受宫刑辱尽列祖列宗，第九才是砍断四肢后死去。行刑的地方叫“蚕室”，取养蚕的暖室之意，因受宫刑者畏风寒。刽子手亮出尖刀和猥亵的笑容了，司马迁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喊出百代伟人的奇耻大辱。
　　司马迁出狱倒升官了，武帝把这个有才华的人安排在身边，封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羡慕他的人不少，包括他的朋友任安。他有资格出入宫禁，靠近天子，在姹紫嫣红的女人们中间走动。武帝用他的笔墨功夫，毫不担心他作为男人的功夫，因为那已经不存在，去掉了，手术干净利落。历代太监都有手术不够彻底的，他们在宫中和女人厮混，像赵高，还在民间留下了私生子：宫女怀孕跑出去了。武帝对司马迁很放心，呼来唤去的，包括在龙床上唤他。司马迁从来就鄙视太监，但他现在连太监都不如。他有男人的自尊，自尊生耻辱，而太监没有耻辱。《报任安书》用了一个词：狂惑。——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足以令人疯狂。
　　我以前读鲁迅有个印象：文字的巨大张力源于高强度的挤压，犹如地下的化石能源。情绪，处境，思想，使杰出的语言在挤压中成形。司马迁的文字滚烫，冷却后再入火，再受压。长时间的狂惑，五内俱焚，使他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和漂亮。
　　《报任安书》中，他描绘受刑后的处境与心境：“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上班尽量显得恭敬，对皇帝和他的女人们赔笑脸。“大势已去”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很正常。下班他闭门写书。拒绝所有的交游和应酬。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
　　战斗性来自屈辱感，来自郁积在心中的许多事。
　　然而《史记》决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读《史记》，这是一个要领。
　　修养不高的作家，会囿于他的个人生活体验。等而下之的人，讲隐私还嫌不够，还要讲他的绝对隐私，还要把裸照发到互联网，还要出版动态的人体光碟……
　　修养不是别的，修养就是把握分寸。而所谓分寸，是在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不是说追名逐利一概不好，而是说：趁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混乱，摩拳擦掌一味乱来，势必丧失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的高度与广度，打着进步的旗号向动物看齐。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萨弗兰斯基曾形容海德格尔说：海氏回到古希腊思想，是为了赢得一段助跑，以跃入当下。
　　这话讲得多好。
　　我们有能力回到司马迁吗？
　　接着拜读司马迁的身世。
　　大约又是一个十年，他过着太监般平静的日子，胸中波涛汹涌，下笔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说出历史真相，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武帝不再过问他在家里干些什么。这皇帝晚年遭遇内乱，一向温和的戾太子兴兵造反，父子交兵，在长安城内血战五天五夜。事情也牵涉到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戾太子是皇后卫子夫生的，一直受到武帝器重。可是武帝有了新宠钩弋夫人，不仅皇后失宠，戾太子也风雨飘摇。钩弋夫人怀胎长达十四个月，生子取名弗陵，她居住的宫殿被武帝封为“尧母门”，这就有些意味深长：武帝是将弗陵比作尧帝吗？百官开始动脑筋，一些人疏远戾太子，一些人诽谤戾太子，纷纷转向，称颂尧母门。武帝也不作解释，晚年越发莫测高深。极权顶端的人物常常是这样的，他也必须这样。
　　有个小人叫江充，让历史稍稍偏离了方向。他和戾太子向来不和，现在，机会来了。
　　武帝信方士，宫中女巫多。众多妃子以皇帝为榜样，动不动就找女巫，保佑自己得宠，诅咒对手倒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武器是埋在地下的木偶。木偶上写着某人的名字，女巫施法诅咒，那人就要生怪病。失宠的女人竟然诅咒皇上了，事发后，武帝一怒之下杀了内宫几百人，但从此疑神疑鬼，觉得天空中布满要追杀他的木头人。他移驾甘泉宫，命令他的心腹江充在京城内外展开调查，一帮酷吏协助。谁家挖出了木头人，满门抄斩，数月之内砍头好几万。可见巫蛊之风从宫中吹到了民间。汉武帝泡温泉养龙体，闻不到血腥味儿的。江充向戾太子下手了，东宫悄悄埋下大批木偶，又挖出来报告皇上。同时，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戾太子前往甘泉宫。
戾太子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假传圣旨，发兵捕杀江充。武帝认为他谋反，下令丞相派兵攻击。戾太子失去退路，不反也要反了，双方在长安城杀得昏天黑地，大街小巷全是血。
　　司马迁房门紧闭。外面杀了五天五夜，他渐渐在喊杀声中沉静下来，写他的书。而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个波兰科学家也是如此，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了，他照样做他的研究。
　　任安手上有一支军队，他老练，按兵不动。戾太子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为了保全自己而坚守中立，但世间事往往有变数，有个词叫料事如神，它的基础却是世事难料。血战的结果是太子兵败，和他母后卫子夫一同自杀。而武帝事后得知真相，把捕杀太子的人全都杀了，包括丞相在内，估计那数字也不小。任安不救戾太子，被投入死牢。
　　狱中他写信，向“身居要职”的中书令司马迁求救。
　　司马迁过了很长时间才回信。
　　这不像他做人的一贯风格。当初他为素无交往的李陵挺身而出，现在为好朋友却缄口不言。惹祸惹怕了？有可能。但他考虑更多的是手头的这本书，他半辈子的心血都在里面，而且，他十分清楚它的价值。《太史公自序》中，他把自己同修订《春秋》的孔子相提并论。和它系于大中华的份量相比，个体生命微不足道。何况他是“刑余之人”，不男不女的，还要侍奉下令阉割他的汉武帝。他提笔写下《报任安书》，吐露衷肠。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间全是耻辱和愤怒。身体被阉割的男人，精神异乎寻常地不屈不挠。《史记》的战斗性从何而来？从司马迁的残躯而来。“刑余之人”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朋友的性命，皇权的高压，都不能令他停笔，或写下受权力阉割的文字。按正统标准衡量，《史记》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居然把各色人等都写进历史了，公然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皇权。明君与昏君，贤臣与乱臣，循吏与酷吏，君子与小人……他建立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是非标准，并且注入了后代史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情绪色彩。他也不为尊者讳，帝王将相，好的坏的全写。皇帝不高兴，让他不高兴好了，不管是活着的皇帝还是死去的皇帝。
　　在那个年代，从修养和历练各方面看，除了司马迁，没人能够担当书写历史的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志，割其势，肉体的残缺赢得精神的健全。
　　幸亏有了司马迁。他传给我们的文脉，流淌着鲜血。文脉就是血脉。
　　由此观之，他拒绝任安的请求，不为好朋友两肋插刀，非不义也。
　　任安在狱中待了几个月，侥幸逃脱死罪。几年后，还是因为不救戾太子的老罪，被武帝杀掉了。
　　第二年，写完《史记》的司马迁，自己却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一年他五十六岁，是公元前90年。五十六岁以后，史籍上不再有他的任何记载。他的死成了一个谜，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说他写的书被人呈送汉武帝，丢了性命。有人说他连人带书消失在名山大川。
　　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人，他自己却隐入迷雾深处。
　　3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干部通常是干部脸，秘书往往是秘书腔。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古文观止》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曾、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柯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4品谈司马迁
如果他是屈原，便可以吟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自沉汨罗；如果他是岳飞，便可以诵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义凌然的赴法场。历史并未因一时的混浊不清而使他们被埋没在岁月的流沙之中，相反地，他们被人们千古颂扬。但是他是司马迁，注定了不能走得如此潇洒，注定了饱受困窘与屈辱，因为历史赋予了他更重更困难的任务。
如果他是屈原，便可以吟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自沉汨罗；如果他是岳飞，便可以诵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义凌然的赴法场。历史并未因一时的混浊不清而使他们被埋没在岁月的流沙之中，相反地，他们被人们千古颂扬。但是他是司马迁，注定了不能走得如此潇洒，注定了饱受困窘与屈辱，因为历史赋予了他更重更困难的任务。
大凡能受辱的人，往往可成就一番大事业。好比勾践，卧薪尝胆二十载，终洗雪耻辱，灭了吴国；又好比韩信，忍着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夺下了天下，证明了自己。此二者之辱，犹可报，而且自己看得见结果。而司马迁之辱施者为武帝，何从报起？即便写完《史记》，也只可留给后世评论，自己又何从而知？由此可知，司马迁受辱后愤懑、压抑、屈辱到了何等的地步了。而此辱堪与谁人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汉武帝刘彻曾下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司马相如便是汉武帝欣赏其文才而被诏用的。而司马迁之才却因其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被武帝忽略过去了。仅此也便罢了，他为未曾谋面的李陵仗义直言而陷于辱极而不可自裁的尴尬境地。这又有谁能理解呢？
再来看看《史记》吧。司马迁以他特有的史学家的眼光写成了这部巨作：项羽未一统全国而为王。司马迁却将他列到本纪当中；陈涉只不过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被列到世家当中。其言辞不失偏颇，不以其为庶民而失其公允。传后的议论部分，更是相当中肯的。司马迁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其意在于讽谏汉武帝好求神仙，发出“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的感叹，司马迁早已领会到了：“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司马迁有自己对死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放弃了轻于鸿毛的死，而选择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史记》。实际上，他的生远远超出了避免受辱而死的价值，此亦勇士也，且可谓之“大勇”。
岳飞《满江红》一词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盖回顾半世功业微小，前程路遥任重，大概是司马迁受辱后决意著《史记》的心绪的写照吧。
如果有问题再探讨。
最终答案：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