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为什么选择去死?

谭嗣同为什么选择去死?

一谭嗣同对于自己的理想政治模式的设计是处在甲午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和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基础之上的.谭嗣同在甲午战后感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为此他发出了要“图治”的呐喊 ：“诸君素怀忠君爱国之忱,谅 必同深此耻.故愿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危急之局.”谭嗣同根据他对西方新学的理解再糅合他的传统政治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模式,他以我国古代的唐、虞之世比附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兴算学议》中如是说：“观其（西人）设施,至于家给人足,道不拾遗之盛,视唐、虞三代固品节不及其详明,而其效率与唐、虞三代无异.”由此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致“于《春秋》三世之义有合”.于是,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顺逆三世说”,从“洪荒太古”到“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周三代”即所谓前太平世、前升平世、前据乱世的逆三世；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到谭嗣同所生活的年代为后据乱世,此时为“君统”时代,它的理想发展方向是：由后升平世而后太平世,之后便进入“无教”、“无民主”、“无地球”、“无天”、“一切众生,普遍成佛”的至臻之境.到这时：“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家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妻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也.”谭嗣同的政治理想具有的最鲜明特征便是强烈的急进色彩和复古特征并存,尽管他是在极力倡导一种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理想模式,但是他借以表述其思想的理论则不能摆脱早以盘踞他潜在思维的旧学的窠臼,这也是谭嗣同政治人格具有双重性的深层原因. 谭嗣同一生的政治实践虽然很短暂,过程却是波澜壮阔,影响也甚为巨大.在谭嗣同有限的三十四个春秋中,他的政治活动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一、三十岁以前,谭嗣同基本上是在传统士家子弟的旧路上踯躅.在父亲的设计之下,他不得不研习八股、参加科举以此来求取功名,由于他志不在此,期间的四次科考他都名落孙山.谭嗣同便将他的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四海游历,广交朋友之上,同时谭嗣同开始接触西学,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以这一时段的谭嗣同基本上将自己的政治实践游离于全国政治中心之外,亦可以说是其一生政治生涯的理论积蓄期；其二、三十岁以后的谭嗣同迎来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段.甲午之战是促成谭嗣同投入激进的维新政治实践的直接动因,这段时间里,由于他在地方维新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使他成为继康、梁之后全国最具威望的维新派领袖,并以此得到光绪帝的青睐,而进入领导全国维新运动的核心机关.在短暂而激烈的政治实践（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谭嗣同的政治理想人格不断的强化,但是由于他内心深处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并未有减少的趋势,这使得他的人格上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强烈. 二 浪漫主义是“主体把自己长期受到的现实逆境压抑而产生的热情、理想和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某一外部对象物上,而并不关注这一对象物的真实属性.”萧先生进一步指出,政治浪漫主义者往往将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或存在过但却被人美化了的合理状态”作为自己精神的追求支点.以上我们已经对谭嗣同的政治理想模式做了相当地论述,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可以说就是谭嗣同毕生追求的精神支点.谭嗣同表现出来的政治人格中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四溢,在他那些澎湃着肆意激情和诗话般幻想的政论文章、诗篇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在《仁学?自序》中他大声的呐喊：“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在过去的研究中,“冲决罗网”往往是用来突出谭嗣同对旧体制斗争的精神,其实,在我们深入的理解《仁学》的主旨以后,便会发现谭嗣同的这一思想是在一种近乎宗教理念的幻想中任意驰骋.在《仁学》盘杂的理论体系中谭嗣同硬塞进去了很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其中有虚幻的佛学、一知半解的西学、传统的儒学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之说.这至少可以反映谭嗣同当时一种相当焦虑和浮躁的心态：他已经等不及对于先进思想进行理性思考,考虑它们在中国实行的现实性和可靠性,因为他急需通过这些理论来“宣泄、抒发、寄托内心的深层企盼,并以此获得一种种冲决现实束缚而感受到的人生超越感和审美体验.”《仁学》出版以后在当时的士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仁学?.序》中所说：“……况有仁学一书,以公于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可见,这种浪漫主义的主观政治幻想对于当时的士人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然而,真实的谭嗣同却远非是这样一个完全感性化的“观念人”,在谭嗣同的内心似乎始终聚积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圣君情结”.“圣君情结”是中国士人中一个相当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现象,这种情感萦绕于士人们的心中,来无原由,挥之不去.正因为拥有这种理念,在士人们的心理便常常会自觉的树立起一个政治权威即“圣人”、“圣君”形象,这个权威不仅是士人们毕生的政治追求而且也是他们极力维护的政治偶像.“圣人情结”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沉淀,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说是一种受理性支配的经验主义政治思维模式,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情结是可以作为防止现行社会被激进情绪所冲决而产生无序状况的缓冲垫而存在的.在这里,缓冲作用并不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因为对谭嗣同内心两种政治人格冲突的分析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尽管谭嗣同是一个以激烈批判君主专制而闻名的叛逆士人,但是谭嗣同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却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早期）流露出很多崇拜圣人、依附圣君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在谭嗣同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占太大的比例,可是它们却始终是压在谭嗣同心中的一块巨石,一直影响着他的以后的政治行为.在《治言》一文中谭嗣同的这一思想得以充分展现.谭嗣同称西方为“夷狄”,认为西方晚于华夏,“不知几千万年之期”,故而“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虚；夷狄之强,不足以我孤……惟其出一令而举国奉之若神明,立一法而举国循之若准绳,君于民而相联若项领,名与实而相副若形影,先王之言治.曰‘道一而风同’”.这便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圣君观”,作者尽管很欣赏西方的民主制度,欣赏角度却是非常功利的如何辅佐圣主来成就“道一而风行”的理想境界.在文章的最后谭嗣同又回到了诸如“夫圣人固曰：‘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的陈词老调.或许有人会说此时的谭嗣同处于一个思想尚未成熟的阶段,有此言论不足为奇.实际上,即便是在后期维新思想相当成熟的阶段,谭嗣同亦有类似的言语表露：“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伦矣,仁人志士求为陈涉、杨玄感,已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另外,在谭嗣同的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圣人”、“大道”、“先贤”……之类的词汇,临就义时他也说：“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难怪梁启超对他会有“忠勇明达”的评价. 三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个体的人是独立而且弱小的,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要保护和发展自己,就必须将自己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这便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性面具.故而“所谓个体本质的存在状态,实际上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是在‘面具’下的内在状态,二是作为‘面具’的外在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格也就是双重人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谭嗣同内在的政治人格倾向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士人功利主义,这种人格倾向开始形成于谭嗣同从小就受的传统教育,伴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而逐渐成型.而理想主义的政治人格则是谭嗣同赖以隐藏其真实政治人格的一个人性面具.以前的研究者往往将谭嗣同的政治悲剧归咎于他的书生意气和认敌为友,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因为,从谭嗣同的社会阅历来看,他应当是具有相当丰富社会政治经验的,他出身官宦家庭,又有多年游幕和下层社会闯荡的经历,康、梁等纯粹的文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和他相比的.向袁世凯搬救兵也只不过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冒险策略而已,这刚好能说明谭嗣同的胆气和政治经验,要是换到康、梁两位或许真的只能是引颈待戮了.所以,笔者认为：谭嗣同的慷慨就义来源于他自己内心激烈的政治人格冲突,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内在人格虽然很稳定,但也不是完全不受外界震荡的,当一个人的“内我”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时,会导致“内我”失去独立性,被无数的外部信息和能量所困扰,从而使人格走向混乱和无序.谭嗣同的任侠刚烈的性格和极度焦虑的情绪正好冲垮了他的理性防线,造成了他内心的完全开放状态,在经过暴风骤雨般的四年政治生涯后,谭嗣同的政治人格出现了上述的失序状况.李泽厚先生很早便指出了谭嗣同内心的这种激烈矛盾冲突：“谭嗣同的矛盾是不清醒的矛盾.他在九十年代爱国主义高潮下所形成的急进民主思想,以及其个人‘赋性偏急’、‘不乐小成’的勇敢的浪漫性格,就常常很难满足这套‘循序渐进’的理论和策略主张.” 儒家圣人观（特别是渊源于王夫之的近代湖湘学派）造就了谭嗣同的政治人格,于是便有了谭嗣同心中的“圣君情结”,在时代变革的风云之际,就会产生受命感、成圣王感、破坏感和改造感.然而这么多情感产生的依托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现实中的圣君.因为“成圣人精神最终得落实在政治事功上,而政治事功必涉及国家政治的具体问题.”这似乎是旧式文人的一个既定政治思维模式.于是乎,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一和这种既定思维结合,便会陷入到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和强势之中,造成一个和谭嗣同所憧憬的理想政治模式完全脱序的现实政治局面.好在谭嗣同是一个慷慨激昂的真君子,在决定彻底解脱之后,他没有畏畏缩缩而是发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感慨,显示了其政治人格中最崇高、最悲怆的美. （编辑 刘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