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趣味

中国文学的趣味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