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文章翻译成白话文.还有这些文章的感觉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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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jué) 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於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诗》显然是作为“经”而被言说,迥异于通常意义的诗学或后世的诗文评说.因此第一句完全是“依经立意”的一派胡言,且不论说.这一段的重点是“情志”说,即诗的本质特点——“志”与“情”的统一的论述和系统的总结.《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的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在当时,诗的抒情性并没有被特别强调,从理论上讲,此一时期的文学尚未涉及到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情感.荀子学派《乐记》“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认为音乐“其感人也深”、“其它人也速”,明确显示出文学的情感导向.《诗大序》正是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对后世的“诗缘情”说颇具影响.
基于儒家的视角,《毛诗序》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儒学经学化的过程就是儒家典籍神圣化的过程,过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必然造成言说过程学理上的毛病.在《毛诗序》的文本中就有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如何能够推导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的结论呢?政通人和可以导致平和安详的音乐,平和安详的音乐却无法导致政通人和.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