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做题网中国的草原民族发展历程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搜狗做题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4/29 18:04:01
中国的草原民族发展历程
包括已经消失的民族
包括已经消失的民族
草原文化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共存并行,互为补充,为中华文明的演进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中华民族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北方草原(今之蒙古草原)、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版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北方草原.本文的分析以北方草原为研究对象.
草原文化以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为主体,在北方草原,即是以主要发源于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突厥、回纥(回鹘)、维吾尔、黠嘎斯(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系,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至大兴安岭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系,主要发源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等三大族系的草原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总体,即北方草原的“原生文化”；包括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西域民族、藏族及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民族交往中,特别是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后创造的“次生文化”；还包括自古以来生活在北方草原、却并非游牧民族的人们创造的“共生文化”.
一、华夏万古溯根源——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之一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即以中原和西北、华北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以南方水田农业为基础的长江文化,以北方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当远古的华夏先祖荜路蓝缕,在中原和南方撒下中华文明的种籽的时候,在广袤的蒙古高原,草原文化最初的开拓者也走出蛮荒,迎来了文明的晨曦.?
(一)呼和浩特的“大窑文化”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名城,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在数十万年前,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先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作为远古文明奇葩的“大窑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人类历史的帷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从距今3.5万年左右的旧时器时代晚期的“河套文化”,提前到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而有力地证明呼和浩特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窑文化”遗址是呼和浩特市东郊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东北33公里处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方向30公里处的榆林乡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经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长期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大型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碴口锋利,是打制石器的绝好材料.山腰以下则是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古迹显露出来.这里的黄土层形成于五个不同地质年代,经历了从40～50万年前到距今1～2万年前的漫长岁月,记载着整个石器时代极为丰富的历史.
经长期的发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黄土层中出土多达几千件各类石器、石片和动物化石,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有着强烈的北方地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灰烬遗迹和远古哺乳动物肿骨鹿化石.据科学测定,这个肿骨鹿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肿骨鹿相同.肿骨鹿是我国华北中更新世中期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中的主要代表.从而证实,“大窑文化”遗址的时代,为距今40～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中期,相当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时期.这就说明,早在那个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世世代代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随着岁月流逝,在这块约2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遗迹琳琅满目,祖先打凿过的石块,堆积很厚的碎片、石渣,漫山遍野,俯拾皆是,使这里成为国内外至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多的石器制造场.1979年,文化部把这一石器制造场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并确认为目前已知的世界面积最大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所.
围绕大窑村,还发现了水泉村、杨四窑子、李执窑子等几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和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呼和浩特市东郊美岱村、哈拉沁沟、二十家、东五十家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古人类在呼和浩特地区劳动生息的状况.
（二）“鄂尔多斯人”和“萨拉乌苏文化”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海拔1400～1700米的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无定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河内溃沙急流,流向不定,故名无定河.它又名萨拉乌苏河、红柳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
20世纪20年代,中外考古学家相继在无定河流域发现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专家鉴定,这是350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因其生活在黄河环抱的鄂尔多斯地区,故而称之为“鄂尔多斯人”.
当时,地球气候温暖湿润,无定河地区湖泊众多,林木繁茂,草原广阔,各类野兽成群出没.河套人在捕食野兽的过程中,学会以石头作为武器,击杀野兽；并以石头为工具剥皮剔骨,敲碎兽骨以吸食骨髓.还学会了以燧石取火.当时的石制工具,有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制作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刮削器又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不同类型.此后,河套人学会制作石铲、石刀、石镞、石杵、石凿、石锤、石纺轮等,并制作陶器,建房盖屋,从渔猎、采集过渡到畜牧、狩猎和农业生产,过上了定居生活,并从群居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发展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氏族公社,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专家董光荣在研究萨拉乌苏地区古地质课题时,在这里又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迹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14～7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大沟湾、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呼伦贝尔草原的“扎赉诺尔人”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以其世界三大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之一享誉中外,而且是北方草原古人类的摇篮.
20世纪初,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采煤生产中发现有人头骨化石,引起考古学界的注意.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相继有前苏联、日本、法国、中国学者前往考察,出土16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标本,这在世界考古界是十分罕见的,考古界将其命名为“扎赉诺尔人”.
扎赉诺尔人的头骨化石经测定距今约有10000年左右,属于中石器时代.在扎赉诺尔人头骨出土的同层位地层中,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斧、圆头刮削器、石核、石片、石叶,骨刀柄、骨锥,制作粗糙的陶片,以及大量古生物的化石.可以想象,在距今10000年以前,扎赉诺尔人已经生活在呼伦贝尔广阔的草原上.他们打制石器、捕猎野兽、采摘果实,过着群居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历史时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野兽出没,形成了原始人类生存的适宜环境.扎赉诺尔人是呼伦贝尔大地上最初的拓荒者.
在人类发展史上,扎赉诺尔人处于新人阶段.经人骨测量鉴定,古人类学专家认为扎赉诺尔人带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在日本出版的《北方人类学》(1968年)一书中,对于扎赉诺尔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出,“只要石器和陶片出于‘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的同一层位,那么‘扎赉诺尔人’就是日本九州‘福井文化’的源头,是北方远古民族的摇篮之一.”
在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如扎赉诺尔矿区蘑菇山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了20余件带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50余件人工打制石器.据专家认定,其打制方法与呼和浩特大窑文化早期打制石器相同,距今已有了数十万年的历史,属于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在蘑菇山南12公里的孤山子东南坡,发现了长约200米、宽约100米的属于晚侏罗纪的凝灰质粉细砂岩砾石条带,地表遍布石片等,专家采集到14件打制石片,根据石制品的大小、形态以及加工方法分析,与蘑菇山的遗址同属于更新世晚期遗存；在海拉尔西山发现了16个遗物点,采集了一批细石器的陶片.专家认为,这一遗址是属于以细石器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9000～8000年,是东北地区较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在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沼泽的西北岸边,发现了范围较大的石器时代遗址,地表散布着大量的打制、压制、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压制石器有石镞、刮削器、石核、石叶等,磨制石器有石斧、石杵、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等.专家认为,这时的古人类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此外,在鄂温克旗的乌兰哈日格那、鄂温克旗苏格尔嘎特山西侧山坡、鄂温克旗辉河、海拉尔市团结村、额尔古纳市奇乾乡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文化遗址.
这说明,扎赉诺尔人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自远古以来,呼伦贝尔大地就是我国北方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是草原民族诞生、成长的摇篮.
（四）赤峰的“红山文化”与“中华第一玉龙”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大兴安岭逶迤南下,与燕山山脉相接,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沐沦河蜿蜒流淌,像母亲的乳汁滋润大地.古代的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书写了赤峰历史的最初篇章.
在这里,考古发现并经国家考古界命名的原始人类文化类型,有距今8000～7500年新石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6500～6300年的新石器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3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富河文化,距今5000～45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200年的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过着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的生活,为赤峰地区的开发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20世纪70年代,一项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件大型碧玉龙,通高26厘米,雕刻着猪首、马鬃、蛇身,造型极为独特,美观大气.据专家考证,玉龙系7000多年前制作,誉之为“中华第一玉龙”.世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这里——塞外古城赤峰,这片钟灵毓秀之地,龙的故乡.
“中华第一玉龙”的诞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龙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图腾.这件高26厘米的大型玉龙,造型十分奇特,龙体蜷曲,呈“C”字型；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头上无角,鼻端前突,上端边缘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似椭圆型,有双对称的圆洞,为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前角骨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额部及颚底均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为规正的小菱型；颈脊起长鬣,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呈扁薄片状,通磨出不明显的浅凹槽,边缘收成锐角,似刃,弯曲上卷,末端尖锐；龙尾内卷.龙背对穿的脊孔,以绳系挂,龙的首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玉龙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生气勃勃,令人视之有激昂腾飞的感觉.?
古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图腾的产生总是与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也体现出古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认识所形成的主观追求.古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存(保存生命)与繁衍(延续生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使命,最基本的追求.赤峰玉龙诞生的时代,野猪已有驯养,成为肉食的重要来源；猪的繁殖力极强,一胎多崽,成为中华先民崇拜的对象.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史前墓葬遗址中,发现了国内最早的玉器,一对玉,在一位墓主的两侧还陪葬有两头整猪,说明古代的人希望逝者在阴间仍能享用猪肉的美味.陆地的动物如马、鹿、野牛、骆驼等,脖上皆生鬣毛,奔跑起来随风飞扬,给人们强健昂扬的美感.古代的艺术家触景生情,希望人类也有那种驰骋如飞的能力,能够更为迅捷地猎获野兽,因此将其表现为龙鬣.水中之鱼,摇鳍摆尾,随波逐流,自由自在,不但肉食鲜美,又具有陆地动物不可比拟的繁殖能力,使人类羡慕不已.古人不仅将食之“鲜”字从“鱼”旁,而且也将其融入龙的造型之中.于是,一条现实与虚幻相结合、写实与变型融为一体的“中华第一玉龙”,便栩栩如生地来到世间.此后,虽然龙的造型逐渐复杂,演变为头生角、颔生须、腹生爪的形象,但是其脱胎于“中华第一玉龙”则是无可置疑的.
龙图腾的产生,标志中华先民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从此成为“龙的传人”.
（五）包头的“阿善文化”
包头地区的人类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较多,主要分布在大青山西段南麓台地上.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阿善遗址,引起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阿善”为地名,蒙古语意为“甘泉”.阿善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以东15公里处,阿善沟门东边的圪膝盖沟两旁台地上,依山面水,台地高于黄河河面80——96米,是一处相当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总面积约有50000平方米,由深到浅地叠压着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遗存.前三期属于距今6000～4200年的新时器时代,第四期属于青铜器时代.在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筑围墙,当属罕见,大约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城防工程之一.
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遗存丰富.半地穴式房屋的基址排列有序,房屋呈圆角方形,座北朝南,通常进深约5米、宽约6米.地面抹着一层层夹带白灰的黄泥,坚硬、平坦而且光滑.地面上遗留的柱坑,说明当时是用木柱支撑屋顶的.室中央稍偏近门口的地方是火塘,火塘边上有专门保存火种的坑.在房屋附近的窖穴星罗棋布,有的用来堆放杂物,有的用来贮藏谷物,它表明原始先民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农业,以至有了一定数量的谷物积存.围绕居住区建有石筑围墙,墙基厚约1米,现存高度为1.70米,因地形而起伏,总长约1000米左右,它表明原始先民在此经历了长时期的定居生活.
阿善遗址出土文物繁多.大量石斧、石刀、陶刀、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说明原始先民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定居农业；石镞(石箭头)、石球、角矛、网坠和骨制鱼钩等,表明原始先民还兼营着狩猎业和渔业.牛、羊、猪、狗、鸡的遗骸告诉我们,原始先民的家畜、家禽饲养业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水平；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则是阿善人已经熟练地运用植物纤维和动物绒毛、皮革进行纺织和缝制衣物的物证.磨制精美的石镯、骨簪、骨项链,更反映了阿善人富于美感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研究我国畜牧业史、农业史、陶瓷史、建筑史、工具史以及美学史,都有宝贵的价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的特征,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着明显区别,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而又与之平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联系,显得格外珍贵.阿善遗址是一处难得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已将其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包头市东河区、九原区、土默特右旗、固阳等地,与阿善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14处,说明当时包头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并已出现了村落和城市的雏型.
内蒙古地区广泛分布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的大量文化遗存,充分地说明了这里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
二、江山一统唱大风——草原文化对中华政治文明的贡献
自夏朝以迄,在华夏诸族发展的历史中,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时间最长的并非是中原的汉族,而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见拙著《碧野蓝天竞风流——论草原文化与产业化开发》）,其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一）草原民族也是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基石.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就不是游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例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文化的发祥地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匈奴单于的牙帐称为“龙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的都城称为“黄龙府”,满清入关、鼎定中原打的也是“青龙旗”,足见马背民族也同是“龙的传人”.不仅如此,史书记载：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史记》第50《匈奴列传》）北狄是黄帝之子始均所生（《山海经》）,而东胡是北狄之别名,自然也列入黄帝后人之列.拓跋鲜卑则自称是黄帝的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记》）不论这些传说是否属实,其中都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草原民族自古以来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甚至自认是正宗的黄帝传人.这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二）草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治更新中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制王朝还是封建制王朝,都必然经历创立——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旧的王朝盛极而衰,又无力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就只有靠新的力量实现王朝的新陈代谢.
这种新的力量,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然后或者是由造反的农民登基称帝（如明朝的朱元璋皇帝）,或者是由地主豪强武装乘势而起,夺取政权（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其间也不乏掌握实权的重臣大将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夺权的,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宋取代后周等,虽然往往披上“禅让”的面纱,却掩盖不了刀光剑影的血腥现实.
另外一种力量即是北方游牧民族挟草原大漠之雄风,问鼎中原.当中原王朝盛极而衰时,往往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臣人,一面是迅速成长的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草原民族却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王朝更替、政治更新总是以封建正统思想来看待,对“以夷变夏”有违正统的封建道德大加挞伐、横加批判.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充分说明了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民族建立中原王朝,极大地促进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草原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
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些地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是主流是建立四海归一的统一国家.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草原民族对祖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近现代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中.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出现了以裕谦、僧格林沁等为代表的浴血奋斗、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公元1900年,沙俄派兵17万侵略东北,从满洲里入侵的俄军受到呼伦贝尔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清军士兵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骑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在退守大兴安岭之后还曾奋勇反击,收复免渡河,进抵海拉尔.呼伦贝尔军民抗俄东侵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鼓励中华儿女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草原民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对祖国的感情是极其浓厚的.在面对异族欺凌、压迫之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都选择了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清朝乾隆年间,原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掠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毅然踏上东归的征途,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万里迢遥,回归祖国,受到朝廷的嘉奖.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原来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各部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相继迁回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江流域.此后,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中,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四）草原民族追求进步、奋发图强的历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宝贵财富
草原民族的发展历程,往往都有从弱小、贫困、落后的状态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追求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其间历经曲折、坎坷,甚至几起几落,然而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终于风云际会,迅速崛起,甚至统一中国,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拓跋鲜卑原来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的大鲜卑山,处于游猎社会.因冬季漫长严寒,生存不宜,同时部众繁衍,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是举族南迁,走出山林,来到大泽——呼伦湖一带,进入游牧社会.“厥土昏冥沮洳”,于是再行南迁.历经九难八阻,经过200余年的长途跋涉,拓跋鲜卑南越阴山来到河套平原,休养生息,实力大增,遂以“控弦士马二十余万”东迁盛乐.随后拓跋猗卢建立代国,二起二落,直到公元386年,拓跋珪贵在牛川复国,随后改元“登国”,建立北魏王朝,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
蒙古族的发展与拓跋鲜卑颇有相似之处.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族起初也曾生活在大兴安岭之中,后来南迁到呼伦湖一带游牧,继之西迁至肯特山、鄂嫩河流域.成吉思汗诞生之时,蒙古各部内部纷争,争战不止,外有强邻侵扰,又受到金朝“减丁”政策的摧残,人口减少,经济衰败.成吉思汗奋袂而起,内合部众,外联友邻,将敌人各个击破,大大拓展了民族的生存空间.同时,推进社会改革,创建法制社会,创造文字,引进各民族优秀人才,使蒙古民族在40余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成吉思汗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草原民族发展崛起的历史,是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然可以启迪我们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为将祖国建设成不负前人的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而发奋努力.
中华民族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北方草原(今之蒙古草原)、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版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北方草原.本文的分析以北方草原为研究对象.
草原文化以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为主体,在北方草原,即是以主要发源于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突厥、回纥(回鹘)、维吾尔、黠嘎斯(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系,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至大兴安岭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系,主要发源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等三大族系的草原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总体,即北方草原的“原生文化”；包括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西域民族、藏族及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民族交往中,特别是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后创造的“次生文化”；还包括自古以来生活在北方草原、却并非游牧民族的人们创造的“共生文化”.
一、华夏万古溯根源——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之一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即以中原和西北、华北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以南方水田农业为基础的长江文化,以北方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当远古的华夏先祖荜路蓝缕,在中原和南方撒下中华文明的种籽的时候,在广袤的蒙古高原,草原文化最初的开拓者也走出蛮荒,迎来了文明的晨曦.?
(一)呼和浩特的“大窑文化”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名城,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在数十万年前,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先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作为远古文明奇葩的“大窑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人类历史的帷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从距今3.5万年左右的旧时器时代晚期的“河套文化”,提前到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而有力地证明呼和浩特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窑文化”遗址是呼和浩特市东郊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东北33公里处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方向30公里处的榆林乡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经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长期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大型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碴口锋利,是打制石器的绝好材料.山腰以下则是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古迹显露出来.这里的黄土层形成于五个不同地质年代,经历了从40～50万年前到距今1～2万年前的漫长岁月,记载着整个石器时代极为丰富的历史.
经长期的发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黄土层中出土多达几千件各类石器、石片和动物化石,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有着强烈的北方地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灰烬遗迹和远古哺乳动物肿骨鹿化石.据科学测定,这个肿骨鹿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肿骨鹿相同.肿骨鹿是我国华北中更新世中期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中的主要代表.从而证实,“大窑文化”遗址的时代,为距今40～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中期,相当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时期.这就说明,早在那个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世世代代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随着岁月流逝,在这块约2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遗迹琳琅满目,祖先打凿过的石块,堆积很厚的碎片、石渣,漫山遍野,俯拾皆是,使这里成为国内外至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多的石器制造场.1979年,文化部把这一石器制造场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并确认为目前已知的世界面积最大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所.
围绕大窑村,还发现了水泉村、杨四窑子、李执窑子等几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和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呼和浩特市东郊美岱村、哈拉沁沟、二十家、东五十家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古人类在呼和浩特地区劳动生息的状况.
（二）“鄂尔多斯人”和“萨拉乌苏文化”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海拔1400～1700米的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无定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河内溃沙急流,流向不定,故名无定河.它又名萨拉乌苏河、红柳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
20世纪20年代,中外考古学家相继在无定河流域发现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专家鉴定,这是350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因其生活在黄河环抱的鄂尔多斯地区,故而称之为“鄂尔多斯人”.
当时,地球气候温暖湿润,无定河地区湖泊众多,林木繁茂,草原广阔,各类野兽成群出没.河套人在捕食野兽的过程中,学会以石头作为武器,击杀野兽；并以石头为工具剥皮剔骨,敲碎兽骨以吸食骨髓.还学会了以燧石取火.当时的石制工具,有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制作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刮削器又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不同类型.此后,河套人学会制作石铲、石刀、石镞、石杵、石凿、石锤、石纺轮等,并制作陶器,建房盖屋,从渔猎、采集过渡到畜牧、狩猎和农业生产,过上了定居生活,并从群居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发展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氏族公社,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专家董光荣在研究萨拉乌苏地区古地质课题时,在这里又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迹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14～7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大沟湾、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呼伦贝尔草原的“扎赉诺尔人”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以其世界三大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之一享誉中外,而且是北方草原古人类的摇篮.
20世纪初,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采煤生产中发现有人头骨化石,引起考古学界的注意.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相继有前苏联、日本、法国、中国学者前往考察,出土16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标本,这在世界考古界是十分罕见的,考古界将其命名为“扎赉诺尔人”.
扎赉诺尔人的头骨化石经测定距今约有10000年左右,属于中石器时代.在扎赉诺尔人头骨出土的同层位地层中,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斧、圆头刮削器、石核、石片、石叶,骨刀柄、骨锥,制作粗糙的陶片,以及大量古生物的化石.可以想象,在距今10000年以前,扎赉诺尔人已经生活在呼伦贝尔广阔的草原上.他们打制石器、捕猎野兽、采摘果实,过着群居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历史时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野兽出没,形成了原始人类生存的适宜环境.扎赉诺尔人是呼伦贝尔大地上最初的拓荒者.
在人类发展史上,扎赉诺尔人处于新人阶段.经人骨测量鉴定,古人类学专家认为扎赉诺尔人带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在日本出版的《北方人类学》(1968年)一书中,对于扎赉诺尔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出,“只要石器和陶片出于‘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的同一层位,那么‘扎赉诺尔人’就是日本九州‘福井文化’的源头,是北方远古民族的摇篮之一.”
在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如扎赉诺尔矿区蘑菇山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了20余件带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50余件人工打制石器.据专家认定,其打制方法与呼和浩特大窑文化早期打制石器相同,距今已有了数十万年的历史,属于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在蘑菇山南12公里的孤山子东南坡,发现了长约200米、宽约100米的属于晚侏罗纪的凝灰质粉细砂岩砾石条带,地表遍布石片等,专家采集到14件打制石片,根据石制品的大小、形态以及加工方法分析,与蘑菇山的遗址同属于更新世晚期遗存；在海拉尔西山发现了16个遗物点,采集了一批细石器的陶片.专家认为,这一遗址是属于以细石器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9000～8000年,是东北地区较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在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沼泽的西北岸边,发现了范围较大的石器时代遗址,地表散布着大量的打制、压制、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压制石器有石镞、刮削器、石核、石叶等,磨制石器有石斧、石杵、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等.专家认为,这时的古人类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此外,在鄂温克旗的乌兰哈日格那、鄂温克旗苏格尔嘎特山西侧山坡、鄂温克旗辉河、海拉尔市团结村、额尔古纳市奇乾乡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文化遗址.
这说明,扎赉诺尔人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自远古以来,呼伦贝尔大地就是我国北方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是草原民族诞生、成长的摇篮.
（四）赤峰的“红山文化”与“中华第一玉龙”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大兴安岭逶迤南下,与燕山山脉相接,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沐沦河蜿蜒流淌,像母亲的乳汁滋润大地.古代的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书写了赤峰历史的最初篇章.
在这里,考古发现并经国家考古界命名的原始人类文化类型,有距今8000～7500年新石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6500～6300年的新石器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3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富河文化,距今5000～45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200年的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过着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的生活,为赤峰地区的开发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20世纪70年代,一项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件大型碧玉龙,通高26厘米,雕刻着猪首、马鬃、蛇身,造型极为独特,美观大气.据专家考证,玉龙系7000多年前制作,誉之为“中华第一玉龙”.世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这里——塞外古城赤峰,这片钟灵毓秀之地,龙的故乡.
“中华第一玉龙”的诞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龙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图腾.这件高26厘米的大型玉龙,造型十分奇特,龙体蜷曲,呈“C”字型；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头上无角,鼻端前突,上端边缘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似椭圆型,有双对称的圆洞,为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前角骨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额部及颚底均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为规正的小菱型；颈脊起长鬣,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呈扁薄片状,通磨出不明显的浅凹槽,边缘收成锐角,似刃,弯曲上卷,末端尖锐；龙尾内卷.龙背对穿的脊孔,以绳系挂,龙的首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玉龙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生气勃勃,令人视之有激昂腾飞的感觉.?
古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图腾的产生总是与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也体现出古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认识所形成的主观追求.古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存(保存生命)与繁衍(延续生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使命,最基本的追求.赤峰玉龙诞生的时代,野猪已有驯养,成为肉食的重要来源；猪的繁殖力极强,一胎多崽,成为中华先民崇拜的对象.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史前墓葬遗址中,发现了国内最早的玉器,一对玉,在一位墓主的两侧还陪葬有两头整猪,说明古代的人希望逝者在阴间仍能享用猪肉的美味.陆地的动物如马、鹿、野牛、骆驼等,脖上皆生鬣毛,奔跑起来随风飞扬,给人们强健昂扬的美感.古代的艺术家触景生情,希望人类也有那种驰骋如飞的能力,能够更为迅捷地猎获野兽,因此将其表现为龙鬣.水中之鱼,摇鳍摆尾,随波逐流,自由自在,不但肉食鲜美,又具有陆地动物不可比拟的繁殖能力,使人类羡慕不已.古人不仅将食之“鲜”字从“鱼”旁,而且也将其融入龙的造型之中.于是,一条现实与虚幻相结合、写实与变型融为一体的“中华第一玉龙”,便栩栩如生地来到世间.此后,虽然龙的造型逐渐复杂,演变为头生角、颔生须、腹生爪的形象,但是其脱胎于“中华第一玉龙”则是无可置疑的.
龙图腾的产生,标志中华先民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从此成为“龙的传人”.
（五）包头的“阿善文化”
包头地区的人类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较多,主要分布在大青山西段南麓台地上.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阿善遗址,引起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阿善”为地名,蒙古语意为“甘泉”.阿善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以东15公里处,阿善沟门东边的圪膝盖沟两旁台地上,依山面水,台地高于黄河河面80——96米,是一处相当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总面积约有50000平方米,由深到浅地叠压着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遗存.前三期属于距今6000～4200年的新时器时代,第四期属于青铜器时代.在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筑围墙,当属罕见,大约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城防工程之一.
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遗存丰富.半地穴式房屋的基址排列有序,房屋呈圆角方形,座北朝南,通常进深约5米、宽约6米.地面抹着一层层夹带白灰的黄泥,坚硬、平坦而且光滑.地面上遗留的柱坑,说明当时是用木柱支撑屋顶的.室中央稍偏近门口的地方是火塘,火塘边上有专门保存火种的坑.在房屋附近的窖穴星罗棋布,有的用来堆放杂物,有的用来贮藏谷物,它表明原始先民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农业,以至有了一定数量的谷物积存.围绕居住区建有石筑围墙,墙基厚约1米,现存高度为1.70米,因地形而起伏,总长约1000米左右,它表明原始先民在此经历了长时期的定居生活.
阿善遗址出土文物繁多.大量石斧、石刀、陶刀、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说明原始先民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定居农业；石镞(石箭头)、石球、角矛、网坠和骨制鱼钩等,表明原始先民还兼营着狩猎业和渔业.牛、羊、猪、狗、鸡的遗骸告诉我们,原始先民的家畜、家禽饲养业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水平；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则是阿善人已经熟练地运用植物纤维和动物绒毛、皮革进行纺织和缝制衣物的物证.磨制精美的石镯、骨簪、骨项链,更反映了阿善人富于美感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研究我国畜牧业史、农业史、陶瓷史、建筑史、工具史以及美学史,都有宝贵的价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的特征,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着明显区别,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而又与之平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联系,显得格外珍贵.阿善遗址是一处难得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已将其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包头市东河区、九原区、土默特右旗、固阳等地,与阿善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14处,说明当时包头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并已出现了村落和城市的雏型.
内蒙古地区广泛分布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的大量文化遗存,充分地说明了这里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
二、江山一统唱大风——草原文化对中华政治文明的贡献
自夏朝以迄,在华夏诸族发展的历史中,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时间最长的并非是中原的汉族,而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见拙著《碧野蓝天竞风流——论草原文化与产业化开发》）,其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一）草原民族也是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基石.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就不是游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例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文化的发祥地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匈奴单于的牙帐称为“龙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的都城称为“黄龙府”,满清入关、鼎定中原打的也是“青龙旗”,足见马背民族也同是“龙的传人”.不仅如此,史书记载：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史记》第50《匈奴列传》）北狄是黄帝之子始均所生（《山海经》）,而东胡是北狄之别名,自然也列入黄帝后人之列.拓跋鲜卑则自称是黄帝的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记》）不论这些传说是否属实,其中都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草原民族自古以来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甚至自认是正宗的黄帝传人.这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二）草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治更新中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制王朝还是封建制王朝,都必然经历创立——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旧的王朝盛极而衰,又无力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就只有靠新的力量实现王朝的新陈代谢.
这种新的力量,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然后或者是由造反的农民登基称帝（如明朝的朱元璋皇帝）,或者是由地主豪强武装乘势而起,夺取政权（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其间也不乏掌握实权的重臣大将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夺权的,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宋取代后周等,虽然往往披上“禅让”的面纱,却掩盖不了刀光剑影的血腥现实.
另外一种力量即是北方游牧民族挟草原大漠之雄风,问鼎中原.当中原王朝盛极而衰时,往往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臣人,一面是迅速成长的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草原民族却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王朝更替、政治更新总是以封建正统思想来看待,对“以夷变夏”有违正统的封建道德大加挞伐、横加批判.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充分说明了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民族建立中原王朝,极大地促进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草原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
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些地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是主流是建立四海归一的统一国家.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草原民族对祖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近现代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中.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出现了以裕谦、僧格林沁等为代表的浴血奋斗、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公元1900年,沙俄派兵17万侵略东北,从满洲里入侵的俄军受到呼伦贝尔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清军士兵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骑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在退守大兴安岭之后还曾奋勇反击,收复免渡河,进抵海拉尔.呼伦贝尔军民抗俄东侵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鼓励中华儿女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草原民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对祖国的感情是极其浓厚的.在面对异族欺凌、压迫之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都选择了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清朝乾隆年间,原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掠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毅然踏上东归的征途,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万里迢遥,回归祖国,受到朝廷的嘉奖.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原来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各部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相继迁回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江流域.此后,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中,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四）草原民族追求进步、奋发图强的历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宝贵财富
草原民族的发展历程,往往都有从弱小、贫困、落后的状态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追求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其间历经曲折、坎坷,甚至几起几落,然而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终于风云际会,迅速崛起,甚至统一中国,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拓跋鲜卑原来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的大鲜卑山,处于游猎社会.因冬季漫长严寒,生存不宜,同时部众繁衍,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是举族南迁,走出山林,来到大泽——呼伦湖一带,进入游牧社会.“厥土昏冥沮洳”,于是再行南迁.历经九难八阻,经过200余年的长途跋涉,拓跋鲜卑南越阴山来到河套平原,休养生息,实力大增,遂以“控弦士马二十余万”东迁盛乐.随后拓跋猗卢建立代国,二起二落,直到公元386年,拓跋珪贵在牛川复国,随后改元“登国”,建立北魏王朝,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
蒙古族的发展与拓跋鲜卑颇有相似之处.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族起初也曾生活在大兴安岭之中,后来南迁到呼伦湖一带游牧,继之西迁至肯特山、鄂嫩河流域.成吉思汗诞生之时,蒙古各部内部纷争,争战不止,外有强邻侵扰,又受到金朝“减丁”政策的摧残,人口减少,经济衰败.成吉思汗奋袂而起,内合部众,外联友邻,将敌人各个击破,大大拓展了民族的生存空间.同时,推进社会改革,创建法制社会,创造文字,引进各民族优秀人才,使蒙古民族在40余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成吉思汗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草原民族发展崛起的历史,是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然可以启迪我们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为将祖国建设成不负前人的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而发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