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做题网康有为和谭嗣同如何救光绪帝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搜狗做题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30 09:09:53
康有为和谭嗣同如何救光绪帝
康有为和谭嗣同怎么设法救光绪帝?（戊戌变法中）
康有为和谭嗣同怎么设法救光绪帝?（戊戌变法中）
1、募款
起初,梁启超亦与康有为等一样,好为书生大言,意为能得二百万,[16]这只是主观的幻想.实际总共只8募得三十万元左右,其中南洋侨商邱叔园一人任十万.梁氏在檀岛募款,确较难得之,他在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的信中说檀岛可得十万,现已得三四万.按其3月17日给巴＃府保皇会之信曾详述捐款情形,谓捐两千者有两人,捐一千者有七人,捐数百者有有百余人,按此算下来,三四万之数应属可信.稍后在3月28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等的信中说已得四万,同日给康有为信中又说已得五万,但并未收讫.6月17日（五.廿一）给港澳同人的信中说,他已向港澳总部汇1.4万 ,向日本汇去1.6万,并说又得捐款三万余,至此总共在檀岛募得八九万之数.[17]梁氏即将离开檀岛之前（7月初）,有确切记载新捐得1万2千金.[18]如此说来,梁氏在檀香山活动半年多,共得捐款十万上下.但这十万左右的捐款并非都能用于勤王军事,一则他自己要消耗一部分,二则,为托一美国人筹办公司事花去2万金[19].梁启超和孙中山一样,是有时过于信赖朋友的人,华侨血汗捐资往往轻易被人骗去.
与筹款有关的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与日本＃原文太郎拟议倡设东亚银行.1900年3月28日、5月19日,梁氏两次写信给＃原催问此事办得如何,请速寄章程,并告在檀可募股二十万,乃至三四十万.但此事似乎没有办成.
二是,想在香港办一铁器公司,一则可募股,二则经营输送军械给勤王军之师.此事似乎也没有办成.
在筹款问题上,梁氏,特别是康有为,为鼓舞内地同志,往往口出大言,轻易宣布能得几何,而结果能汇给前线急需之款往往与所许之数相差甚多,有时不但令内地同志失望,甚且易遭误解.勤王之役失败后,有人宣称康有为吞没捐款,恐与此大有关系.
2、扩充组织
梁启超离日赴檀岛之行,过去有的说是康有为惧梁“陷入行者圈套”（即被孙中山所俘虏）,故使其离开日本.此说不很有说服力.真正原因,我想就是为勤王举义的需要而令他到檀岛及美洲大陆去发展组织,募集捐款,以为起义后援.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华侨中享有甚高的声望.梁在家信中曾说,“金山（指美国旧金山——引者）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20]此语并非梁氏自夸.他到檀岛后,保皇会果然大有发展,以致以前兴中会中骨干几乎都参加过来.过去人们出于偏见,把这说成是梁氏善欺诈.这是诛心之论,非史家态度.实则,梁氏能够光大保皇会的原因有：（一）勤王讨贼,利用皇上权威变法救国,此种宗旨易于为海外华侨所接受,特别是易于为略有产业的资产阶层所接受,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二）1894年孙中山来此募款回国起义,当时并未公开其反清的宗旨,亦不过是募款做有益振兴国家之事.此与保皇会的目标并无根本分歧.有人说1894年在檀香山孙中山即已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词,此说并无真凭实据.若如此,就不至于许多骨干,包括孙眉都来支持梁启超明白宣示的救皇上的主张.此意我在《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一文[21]中已论及,不再多说.正因当地人士并以为孙中山的救国事业与梁启超的救国事业有何本质区别,又加上梁启超携有孙中山的介绍信,所以梁氏便很容易为当地人士所接受.（三）梁氏个人的魅力.梁启超比孙中山小七岁,在檀岛活动时不过二十七岁,已有举人功名在身,文章享誉海内外,如此少年人杰,又善演说,稍有知识、稍有地位的人自然以为倾倒.何蕙珍小姐相恋的故事,亦可算是一个说明梁氏魅力的例子.檀岛入保皇会的确切人数很难说,梁氏在1900年3月13日给叶惠伯的信（未刊）里说,檀岛正埠入会已一万二千.我想可能有所夸张,但可以肯定大大超过从前兴中会的规模.梁氏在同年3月17日给巴＃埠保皇会的信（未刊）中曾说到,当时海外保皇会员已达三百万,估计亦有夸大之嫌.
3、关于勤王军事之策划
在自立军起义策划中,真正担任国内指挥与策划的是唐才常与狄楚青,海外总联络部是在澳门,而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启超的任务是担任檀香山与美洲的筹款工作.但梁氏在康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从梁氏这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对澳门总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所以他总是直接与康有为、唐才常、狄楚青及海外各地负责人联络,经常提出各种部署和建议,略为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建立购买军械和向国内输送军械的渠道
1900年4月12日他写信给＃原文太郎,要求他与犬养毅谋划为自立军购枪械弹药.[22]5月25日的信中再次谈到购买日本旧枪械事,并告已汇款到日本.[23]同时,在给康有为及澳门总部人员及唐才常等人的信中屡及言及宜早设法部署向国内输入军械渠道,要有妥当人员专负其责,或贿洋关,或走旱路,或入口之后安放之地,皆宜速筹.[24]
（二）招募菲律宾散勇,参加勤王军事
梁氏认为,依靠长江一带会党群众,以与清政府的正规军,特别是荣禄统辖的武卫军战,决难取胜,所以极需募集外国有训练的军人和士兵.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退役人员最可利用.他在1900年3月13日给南洋著名华裔邱叔园的信,3月20日给康有为的信皆谈及此建议,[25]又在前面提到的那封给＃原文太郎的信中也谈到此事,并设想,百人入内地作战或不甚便,若能得日本兵一万或五千则更有利.[26]
（三）结纳豪杰,联络清军内部及电报局内部人员以为我用
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狄楚青信中提到要结识大刀王五,此人更与谭嗣同、唐才常皆为好友,人极具侠义,必罗致为勤王事效力.[27]是年3月28日致某某书中还提到要在北洋海军中,电报局中设法勾稽为我所用之人才.还嘱其设法调查大沽炮台详情,以为将来万一借得外兵从此登陆作准备.[28]
（四）对起义发动后的一些设想
先取粤以为根据地.梁氏认为,起义军所用之人多属粤人,锝粤作为根据地,将士心安,倍增勇气.不仅如此,将士之家属等于认知,必不安心作战,且往昔起义者,根基不固,太平天国即为前车.所以起义必先图粤,得粤之后必作为根据地善为经营.[29]
起义得地后即时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以博同情,不惹其干涉,然后兼注意抚绥内政.这也是太平军的一个教训.[30]
请康有为亲临前敌.“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31]梁氏并指出,康入军中,“正先生之名,重之以名节之诏,则足以感豪杰之心,而寒奸贼之胆.”[32]梁氏并认为,康有为若不能入军统率之,示人以尝试之心,无必胜之志,作为对起义绝无好处.梁氏此建议自然是对的.但康有为及其他一些弟子恐未必作此想.
尽管梁氏设想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大为不易,其绝大多数都未能实现.起义时机一拖再拖,最后以事泄而失败.
在勤王军事尚未发动之时,北方局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引起各国干涉,组织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梁氏自始反对义和团,尤反对西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外国开战.当他得知各国联军欲进取北京惩罚西太后政府时,他竟异想天开地想随联军图京救皇上.大约在5月底6月初,梁启超自檀香山写信给＃原文太郎,因他与＃原文太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换帖结盟互称兄弟,其女梁思顺认＃原为义父.所以梁氏认为#原是可以万分信任的朋友,他在信中说：“据说现在各国皆以西后政府为万国之公敌,欲协力倒之而扶助皇上,此亦可谓敝邦不幸中之幸也.”接着又说,皇上之问题即支那全国之问题 ,自己受皇上知遇之恩,出游以来,一无展布.届此时机,“已到不得不奋飞而入北京”,牺牲此身以图救皇上.要求＃原说之于日本当道,允许他随联军入京,“以企成为列国与皇帝间之枢纽”.若此事能成,他即放弃赴美计划,急转回东.[33]这确实是一种“妄望”,日本和其他各国都不会考虑这个意见.此事一可见梁氏救皇上之心切,急不暇择.二可见,梁氏当时对国际事务,对中外关系,实不甚了了.不仅如此,他也忘记了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态,若此事果行,梁启超于历史上的骂名实难洗涤.早在逃亡之初,他在要求日本出面救皇上是,还能自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只是在“计穷力竭,呼吁无由”的情况下,“不得不倒行逆施”.[34]此刻确这一点清醒也没有了.但我觉得这一未成事实的错误想法未足累任公之盛名,其初心终究不恶.况西后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乱政,亦着实可恨.
梁氏从流亡之日起,即以救皇上,继续改革事业为职志.救皇上固有感知遇之意,但根本目的在改革,在救国.他认定光绪皇帝不是贪恋帝王富贵之人,其救国之心与维新派同,其赞成民权之意亦与维新派相近,故救皇上,只是为重振改革事业,只要改革事业成功,将来实行君主制、民主制都无关紧要.而梁氏个人,在此时期实倾向于民主制.在前引4月12日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曾严肃地提出皇上重病在身,万一不及救出而已不讳,则如何善后?他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共和,但他说,有鉴于此,不应对民主制“深恶痛绝”.[35]也正因为他的老师对民主制深恶痛绝,所以他从未在康氏之前,正面坚持民主制之必需.但他正面反复与康辩论自由主义的原则.在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为的信里,直言自由之义“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只有发挥自由之义,去努力根性,中国才能立与万国之间.他批评康氏“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说此话正与张之洞颇相类.“夫不兴民权,民智乌可开哉?”[36]这里渗透出梁氏倾向民主的意思.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他作为更明白表示这种意向.1900年3月4日些给桂绶的信中,竟直言不讳地说,“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以中国人之多,地之大,财富之饶,若维新以后经十年作为为五大洲第一雄国矣!”[37]因是向华侨劝募捐款,不免有些宣传的卫道.但他倾心民主之制作为是比可否认大统年4月28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上也说到,“夫到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38]今天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既主民主制,又何必举皇帝为总统?实则,民主不民主,不在于由谁来当总统,甚至于也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关键在于成立国会,实行宪政.这是梁启超终生坚持的一个基本见解.而这一见解是基本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实际的.
起初,梁启超亦与康有为等一样,好为书生大言,意为能得二百万,[16]这只是主观的幻想.实际总共只8募得三十万元左右,其中南洋侨商邱叔园一人任十万.梁氏在檀岛募款,确较难得之,他在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的信中说檀岛可得十万,现已得三四万.按其3月17日给巴＃府保皇会之信曾详述捐款情形,谓捐两千者有两人,捐一千者有七人,捐数百者有有百余人,按此算下来,三四万之数应属可信.稍后在3月28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等的信中说已得四万,同日给康有为信中又说已得五万,但并未收讫.6月17日（五.廿一）给港澳同人的信中说,他已向港澳总部汇1.4万 ,向日本汇去1.6万,并说又得捐款三万余,至此总共在檀岛募得八九万之数.[17]梁氏即将离开檀岛之前（7月初）,有确切记载新捐得1万2千金.[18]如此说来,梁氏在檀香山活动半年多,共得捐款十万上下.但这十万左右的捐款并非都能用于勤王军事,一则他自己要消耗一部分,二则,为托一美国人筹办公司事花去2万金[19].梁启超和孙中山一样,是有时过于信赖朋友的人,华侨血汗捐资往往轻易被人骗去.
与筹款有关的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与日本＃原文太郎拟议倡设东亚银行.1900年3月28日、5月19日,梁氏两次写信给＃原催问此事办得如何,请速寄章程,并告在檀可募股二十万,乃至三四十万.但此事似乎没有办成.
二是,想在香港办一铁器公司,一则可募股,二则经营输送军械给勤王军之师.此事似乎也没有办成.
在筹款问题上,梁氏,特别是康有为,为鼓舞内地同志,往往口出大言,轻易宣布能得几何,而结果能汇给前线急需之款往往与所许之数相差甚多,有时不但令内地同志失望,甚且易遭误解.勤王之役失败后,有人宣称康有为吞没捐款,恐与此大有关系.
2、扩充组织
梁启超离日赴檀岛之行,过去有的说是康有为惧梁“陷入行者圈套”（即被孙中山所俘虏）,故使其离开日本.此说不很有说服力.真正原因,我想就是为勤王举义的需要而令他到檀岛及美洲大陆去发展组织,募集捐款,以为起义后援.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华侨中享有甚高的声望.梁在家信中曾说,“金山（指美国旧金山——引者）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20]此语并非梁氏自夸.他到檀岛后,保皇会果然大有发展,以致以前兴中会中骨干几乎都参加过来.过去人们出于偏见,把这说成是梁氏善欺诈.这是诛心之论,非史家态度.实则,梁氏能够光大保皇会的原因有：（一）勤王讨贼,利用皇上权威变法救国,此种宗旨易于为海外华侨所接受,特别是易于为略有产业的资产阶层所接受,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二）1894年孙中山来此募款回国起义,当时并未公开其反清的宗旨,亦不过是募款做有益振兴国家之事.此与保皇会的目标并无根本分歧.有人说1894年在檀香山孙中山即已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词,此说并无真凭实据.若如此,就不至于许多骨干,包括孙眉都来支持梁启超明白宣示的救皇上的主张.此意我在《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一文[21]中已论及,不再多说.正因当地人士并以为孙中山的救国事业与梁启超的救国事业有何本质区别,又加上梁启超携有孙中山的介绍信,所以梁氏便很容易为当地人士所接受.（三）梁氏个人的魅力.梁启超比孙中山小七岁,在檀岛活动时不过二十七岁,已有举人功名在身,文章享誉海内外,如此少年人杰,又善演说,稍有知识、稍有地位的人自然以为倾倒.何蕙珍小姐相恋的故事,亦可算是一个说明梁氏魅力的例子.檀岛入保皇会的确切人数很难说,梁氏在1900年3月13日给叶惠伯的信（未刊）里说,檀岛正埠入会已一万二千.我想可能有所夸张,但可以肯定大大超过从前兴中会的规模.梁氏在同年3月17日给巴＃埠保皇会的信（未刊）中曾说到,当时海外保皇会员已达三百万,估计亦有夸大之嫌.
3、关于勤王军事之策划
在自立军起义策划中,真正担任国内指挥与策划的是唐才常与狄楚青,海外总联络部是在澳门,而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启超的任务是担任檀香山与美洲的筹款工作.但梁氏在康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从梁氏这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对澳门总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所以他总是直接与康有为、唐才常、狄楚青及海外各地负责人联络,经常提出各种部署和建议,略为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建立购买军械和向国内输送军械的渠道
1900年4月12日他写信给＃原文太郎,要求他与犬养毅谋划为自立军购枪械弹药.[22]5月25日的信中再次谈到购买日本旧枪械事,并告已汇款到日本.[23]同时,在给康有为及澳门总部人员及唐才常等人的信中屡及言及宜早设法部署向国内输入军械渠道,要有妥当人员专负其责,或贿洋关,或走旱路,或入口之后安放之地,皆宜速筹.[24]
（二）招募菲律宾散勇,参加勤王军事
梁氏认为,依靠长江一带会党群众,以与清政府的正规军,特别是荣禄统辖的武卫军战,决难取胜,所以极需募集外国有训练的军人和士兵.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退役人员最可利用.他在1900年3月13日给南洋著名华裔邱叔园的信,3月20日给康有为的信皆谈及此建议,[25]又在前面提到的那封给＃原文太郎的信中也谈到此事,并设想,百人入内地作战或不甚便,若能得日本兵一万或五千则更有利.[26]
（三）结纳豪杰,联络清军内部及电报局内部人员以为我用
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狄楚青信中提到要结识大刀王五,此人更与谭嗣同、唐才常皆为好友,人极具侠义,必罗致为勤王事效力.[27]是年3月28日致某某书中还提到要在北洋海军中,电报局中设法勾稽为我所用之人才.还嘱其设法调查大沽炮台详情,以为将来万一借得外兵从此登陆作准备.[28]
（四）对起义发动后的一些设想
先取粤以为根据地.梁氏认为,起义军所用之人多属粤人,锝粤作为根据地,将士心安,倍增勇气.不仅如此,将士之家属等于认知,必不安心作战,且往昔起义者,根基不固,太平天国即为前车.所以起义必先图粤,得粤之后必作为根据地善为经营.[29]
起义得地后即时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以博同情,不惹其干涉,然后兼注意抚绥内政.这也是太平军的一个教训.[30]
请康有为亲临前敌.“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31]梁氏并指出,康入军中,“正先生之名,重之以名节之诏,则足以感豪杰之心,而寒奸贼之胆.”[32]梁氏并认为,康有为若不能入军统率之,示人以尝试之心,无必胜之志,作为对起义绝无好处.梁氏此建议自然是对的.但康有为及其他一些弟子恐未必作此想.
尽管梁氏设想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大为不易,其绝大多数都未能实现.起义时机一拖再拖,最后以事泄而失败.
在勤王军事尚未发动之时,北方局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引起各国干涉,组织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梁氏自始反对义和团,尤反对西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外国开战.当他得知各国联军欲进取北京惩罚西太后政府时,他竟异想天开地想随联军图京救皇上.大约在5月底6月初,梁启超自檀香山写信给＃原文太郎,因他与＃原文太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换帖结盟互称兄弟,其女梁思顺认＃原为义父.所以梁氏认为#原是可以万分信任的朋友,他在信中说：“据说现在各国皆以西后政府为万国之公敌,欲协力倒之而扶助皇上,此亦可谓敝邦不幸中之幸也.”接着又说,皇上之问题即支那全国之问题 ,自己受皇上知遇之恩,出游以来,一无展布.届此时机,“已到不得不奋飞而入北京”,牺牲此身以图救皇上.要求＃原说之于日本当道,允许他随联军入京,“以企成为列国与皇帝间之枢纽”.若此事能成,他即放弃赴美计划,急转回东.[33]这确实是一种“妄望”,日本和其他各国都不会考虑这个意见.此事一可见梁氏救皇上之心切,急不暇择.二可见,梁氏当时对国际事务,对中外关系,实不甚了了.不仅如此,他也忘记了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态,若此事果行,梁启超于历史上的骂名实难洗涤.早在逃亡之初,他在要求日本出面救皇上是,还能自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只是在“计穷力竭,呼吁无由”的情况下,“不得不倒行逆施”.[34]此刻确这一点清醒也没有了.但我觉得这一未成事实的错误想法未足累任公之盛名,其初心终究不恶.况西后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乱政,亦着实可恨.
梁氏从流亡之日起,即以救皇上,继续改革事业为职志.救皇上固有感知遇之意,但根本目的在改革,在救国.他认定光绪皇帝不是贪恋帝王富贵之人,其救国之心与维新派同,其赞成民权之意亦与维新派相近,故救皇上,只是为重振改革事业,只要改革事业成功,将来实行君主制、民主制都无关紧要.而梁氏个人,在此时期实倾向于民主制.在前引4月12日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曾严肃地提出皇上重病在身,万一不及救出而已不讳,则如何善后?他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共和,但他说,有鉴于此,不应对民主制“深恶痛绝”.[35]也正因为他的老师对民主制深恶痛绝,所以他从未在康氏之前,正面坚持民主制之必需.但他正面反复与康辩论自由主义的原则.在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为的信里,直言自由之义“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只有发挥自由之义,去努力根性,中国才能立与万国之间.他批评康氏“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说此话正与张之洞颇相类.“夫不兴民权,民智乌可开哉?”[36]这里渗透出梁氏倾向民主的意思.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他作为更明白表示这种意向.1900年3月4日些给桂绶的信中,竟直言不讳地说,“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以中国人之多,地之大,财富之饶,若维新以后经十年作为为五大洲第一雄国矣!”[37]因是向华侨劝募捐款,不免有些宣传的卫道.但他倾心民主之制作为是比可否认大统年4月28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上也说到,“夫到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38]今天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既主民主制,又何必举皇帝为总统?实则,民主不民主,不在于由谁来当总统,甚至于也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关键在于成立国会,实行宪政.这是梁启超终生坚持的一个基本见解.而这一见解是基本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实际的.